屈原大概是史上最喜好打扮的男人，“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从江旁走来，风吹着仙袂飘举，极为夸张的衣服上还披香草鲜花，气宇非凡，他的服装构成的浪漫瑰丽，和他的为人与为文一样，充满了理想化的激情。

　　潘岳写《秋兴赋》，说到晋朝士大夫的生活情景：“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士大夫们穿著上等的罗绸绉纱，袖口是特大加宽号，这种衣服一度非常流行，文人们也未能免俗，特立独行者如魏晋名士也是这种大袖宽衫的追随者，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和当时名士服用“五石散”有关，这种药吃下后产生巨大的内热，必须穿宽大的衣衫方能散热。

　　到了现代，文人们对穿衣更是讲究了，比如邵洵美先生，他就非常讲究衣着，三十年代的邵府钟鸣鼎食，有客来，邵先生常常轻裘缓带相迎。他穿衣的品位，折射出他典型的末代贵族气质。有人说邵先生趣味宽泛，一辈子都很会花钱，又乐善好施，可惜不擅生产。但是邵先生晚景再凄凉，他也从未在服装上马虎过自己。

　　同时代的张爱玲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服饰爱好者。有一个段子广为流传，说是为了自己的书能印制得精细，她多次穿著自己设计的新衣跑印刷厂，使得印刷工人停下手中工作，目瞪口呆，叹为观止。张爱玲还向一女工传授穿衣秘道：“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五四”一代的作家，虽然在思想上相当“西化”，但说到西装却是大多摇头。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就专门说到西装的坏处：“脖子、腰、脚全上了镣铐，行动感到拘束，哪有我们的服装合理，西洋就是这件事情欠通。”

　　林语堂在《论西装》一文中对西装更是深恶痛绝，他将穿西装者分为以下几类：(一)“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二)“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或是国外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字，盯女人者，亦必西装。”(三)“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一类”(四)“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的小政客等”(五)“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大师父等”。

　　现在从政界要员到街头烤红薯的小贩都穿西装，可以说是满世界西装泛滥，仿佛是个男人必有西装，如果林语堂活到现在，不知他会不会气得更厉害。

　　当然，现在也有不喜欢一本正经穿西装的文人。

　　余华就是一位，炎夏总是一件黑色圆领T恤，一条休闲军裤；春秋则是一件普通的茄克。衣是无言的文化。这种随意而平淡的穿衣特征，非常吻合他作品中流露出“平民沧桑意识”。

　　芸芸众生，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这里说的只是文人穿衣。

　　与余华对照，我想到另一位美女作家，穿著时装四处签名售书，据说每签完几本书就要到屏风后面换一套衣服，并且鼓励读者参与帮她拉起裙子上的拉链……

　　莎士比亚说：“衣裳常常显示人品。”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