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在冠、服、履、带的变革中既保留了民族传统，又充满了时代风格，具有时代感的服饰带动了生活方式的改革，具有民族情感的服饰增强了社会的内聚力，使赵国跃入战国中期的列强之一。这次服饰变革是中原服饰文化和春秋各族服饰文化长期碰撞、融合的产物，它发生在三晋大地，是三晋儿女的骄傲。胡服骑射对中国服饰史有一项伟大的贡献，就是为秦国一统天下做好了服饰统一的准备，确定了上褂下裤等秦汉基本服制。从此中华服饰打破了固步自封的陋习，走上了兼收并蓄的开放之路。春秋战国之后历代王朝运用时代风格与民族情尚的结合优势，促使中华服饰不断改进，丰富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孝文易服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华、夷文化大冲突、大融和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服装史上又一个重大变革时期。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山西大同建都时社会动乱，只待一统；掌权的鲜卑族和汉族对抗尖锐，大地主结聚家族乡宗，筑坞立壁，各统治者独霸一方“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经济近于崩溃边缘。当时山西境内“戎晋相杂，衣饰各异”，氐、羌、羯及匈奴、东车、鲜卑等上百万少数民族入居内地，造成“戎汉各半”之势。仅在太原一带“并州胡”就占大半，与山胡、卢水胡等杂胡一起混于汉民之间。从大漠和黄河上游被迫迁入首府大同的少数民族将近50万。这种强制性地大规模迁族一百年内竟达20多次，民族反抗、起义连年不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纠合，以衣聚类，以服分庭的现状，解体了原秦汉文化大一统体系，悠久的文明古国急需走向新的统一，服饰文化成为大变革、大融合前奏。

　　当时三晋地域的各流派学者思想活跃，玄学和道家兴盛，以老庄学说为基础的魏晋玄学风靡三晋，道家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再次成为形态结构的主体。民族向往和睦，文化趋于流通，服饰追求交融，大统一成了时代的大趋势。谐同、睦邻、统一、求和成为人们的宿愿、时代的潮流。
　　公元490年，北魏第六代皇帝魏孝文帝顺应时代要求，矢志统一，他高度集中了皇权，加强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政治上推行“文治”，鲜、汉两族同官共治，文化统治上改鲜卑姓氏为汉姓，严禁穿戴鲜卑服饰，推行以华夏服饰文化为根基的服饰融合政策。孝文帝大胆地利用服饰文化的变革完成民族融合的时代使命。

　　服饰融合政策既是孝文帝“改制”成功的保证，也是继胡服骑射以来三晋大地上一次划时代的服饰变革事件。这次变革使中原服饰和少数民族的服饰由大冲突转入了大融合。北方少数民族的铁骑虽然践踏了华夏民族的发源地，但外来服饰文化却给迂腐保守的汉儒服装带来了时代的气息。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完美的结合，促进中华各族人民把支离破碎的服饰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北魏易服改制中，三晋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接受了外来服饰文化的冲击，它不是把外来服饰原样地嵌入自己古老服饰的框架中，而是顽强地消化吸收使其融为一体。在三晋地域居住的各民族不仅共同谱写了中华服饰史同时也继承了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服饰变革方式。

　　在这次服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各民族传统服饰体现了和谐、中庸、求同的时代风尚；从宫廷到民间崇尚华、夷混杂的穿戴，造成社会上的冠履衣裳无复一定，乍长乍短，忽商忽卑，所饰无常，以同为快，扑朔迷离的形制反映了时代审美特点和风貌。

　　各种服饰形制的相融并存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款式与造型，在晋北幽漠上披发左衽之俗的少数民族醉心于汉族峨冠博带宽袍大袖的“威仪”，而晋南河东襦裙高髻之习的中原汉民却羡慕戎狄窄袖髡头紧身围领的“洒脱”。他们遗留下了至今流传的优秀服饰如披风、羊裥裙、裆、短襦、长靴等等。女装款式由传统的上长下短变为“上俭下丰”，妇女有著衣者皆袄腰的风习。男装的款式为“头戴锦绣浑脱帽，身穿翻领窄袖袍，下着条纹波斯裤，足蹬金锦小蛮靴。”

　　胡、汉合璧的北魏服饰为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迎接隋唐时代的“衣冠王国”在东方升起吹响了号角。

　　三晋服饰文化是中华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赵武灵王实行“武治”的“胡服骑射”，还是魏孝文帝“易服改制”的“文治”策略，服饰的变革始终贯穿着民族化与时代感结合的思维定势，给我们留下了朝气蓬勃的三晋服饰文化。

 

来源: 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