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某些“老字号”而言，“老”是激烈商战中的一种负担。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服装品牌之一培罗蒙，在诞生80周年之际，却试图在“老”中寻找崛起的答案：2月底，南京东路的形象店开张；3月，天津路上的技术中心也即将投入运作，两者完全复制了“前店后工场”的传统模式。市场定位上，培罗蒙也将回归传统：重点发展男装的高端定制。

　　不仅在形式上，还要在精神上“寻根”。一次特殊的聚会由此而生：如今分居东京、香港和上海三地的培罗蒙第一代传人———87岁的戴祖贻先生、88岁的许爱娟女士和89岁的李佩鹤先生，聚会申城，共话沧桑。

　　因为身体原因，培罗蒙创始人许达昌的女儿许爱娟最终没能来上海，但这一次有遗憾的寻根聚会，同样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

　　【寻根】四大名旦

　　“回想起我们一起在培罗蒙当学徒时的场景，真是恍如隔世。”戴祖贻和李佩鹤年近九旬，却还都耳聪目明，与记者聊起过去，颇多感概。“我还记得寅生（李佩鹤的原名）阿哥第一趟来店铺的样子，戴一只大帽，穿一件长衫。”87岁的戴祖贻比李佩鹤小两岁，却早两年进培罗蒙，是创始人许达昌的大徒弟。他到培罗蒙当学徒那年，是1934年，培罗蒙开业已有6年，店面刚搬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284号，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三层楼双开间。

　　说起培罗蒙历史，戴祖贻头头是道：“当年，上海滩做西装的，培罗蒙、亨生、启发、德昌算‘top’（头挑），南京路上还有六大裁缝店，叫王兴昌、荣昌祥、裕昌祥、王顺泰、王荣康、汇利。如今，就剩培罗蒙一家了……”

　　培罗蒙创始之初，西服刚在上海滩流行。戴祖贻告诉记者：“我学生意时，许先生还要夹个包到外面兜生意，后来培罗蒙名气越来越响。有时甚至我一个礼拜就要乘火车到南京一趟，替客人量好尺寸，再连夜赶回来。”

　　如著名作家木心在《上海赋》中所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西装店等级森严，先以区域分，再以马路分”，培罗蒙所在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是最高档次西服店聚集地，其中培罗蒙、亨生、启发、德昌，并称“四大名旦”。这些西服店做一件西服要花7个人工，而一般的西服店只要5个人工，当然价格也不菲，最好的英国呢西装，一两黄金也只能做两三套。

　　为独占鳌头，培罗蒙重金聘请当时奉帮裁缝的四大高手做裁剪师傅，“后来连六大裁缝店里的‘王顺泰’的小开都亲口跟记者讲，培罗蒙算得上是上海滩做西服的老大哥。”戴祖贻说。解放后，许达昌和戴祖贻分别在香港和日本开设了培罗蒙洋服店。顾客中依然多闻人显达：亚洲首富李嘉诚，船王包玉刚，韩国三星企业创始人李秉喆，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可以说，培罗蒙这块牌子，就是品质的保证。

　　【挑战】内忧外患

　　“很可惜，许小姐没有回来，上次见面，还是廿几年前的事体了。”李佩鹤说，尽管许达昌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八大裁剪大师，但在成衣业冲击之下，固守传统裁缝店模式的老字号遭遇了困境，那次来上海，许家想把香港培罗蒙卖给上海培罗蒙，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达成所愿。戴祖贻告诉记者，日本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他已把店面盘给了别人。

　　但这些年靠成衣业务做大规模、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的上海培罗蒙，却想回归传统，重新发展西装定制业务。

　　“近几年国内的成衣企业都在拼命压成本，这点我们根本拼不过外地民营企业。”培罗蒙西服总公司总经理金建华说。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纺织服装是“中国制造”的代表之一。但中国服装的利润率低也是出了名的，出口一件衬衫，只能赚0.3美元，世界市场占有率超过70%的中国服装，在整个产业链中却只能分得15%-20%的利润，几万家企业为这点利润争得头破血流，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在前一轮竞争中，因为商务成本高等原因，上海的服装企业已经逐渐失去了市场的主动权。未来，随着企业上市和并购等过程，资本的力量也许会更迅速地把它们推向缺乏竞争力的一边。面对雅戈尔等竞争对手动辄几十亿元的销售额，培罗蒙不能不焦虑。当管理层为扩大市场份额绞尽脑汁时，一位外籍营销顾问却问金建华：为什么西服卖得越多才越好？他说，伦敦市中心的萨维尔街，那里集中了几十家高级定制男装店，最有名的戴维森公司，创立于1803年，英国皇室、大臣、总督和郡治安长官的西服都在这里定制，欧洲皇室、美国总统和国际巨星也是他们的座上宾，这里一件标准两件套西服的价格近万美元，虽然一天也做不了几套，利润率却极高……

　　这不就是培罗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做的事情吗？“做大，我们没有资金优势，做精，我们倒是有先天基因。”金建华告诉记者，他也发现，随着顾客需求日益个性化，高级定制西装在上海有“老树逢春”之势。“好几个培罗蒙出身的裁剪师傅，在淮海路等高级地段开起了私人的西装定制店。一套定制全毛料西装上万元。说实话，比两三千元的成品西装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