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流行短旗袍，下摆长度稍过膝盖，但在1932年开始不断加长，长至“衣边扫地”。来自欧美风尚的皮鞋与旗袍相配，改变了旗袍的时尚走向。原本以下摆线提高为时尚的旗袍，为增加高跟鞋的美感而加长旗袍下摆，使女性显得纤细修长、性感动人。到 1934年前后，旗袍长度能盖住脚面。这种“扫地旗袍”多为高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不改风尚。随着旗袍的加长，旗袍的开衩也越来越高，到1934年前后几乎开到了臀部。1935年，旗袍又流行低衩，开衩仅到小腿，但袍身依然很长。穿着这样款式的旗袍坐时显得含蓄大方，走时优雅慢步，但行走不便。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各界女性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了行走方便，袍身逐年缩短，开衩也逐渐升高，袖子也变得细长合体。

　　记者：纺织面料的更新对旗袍应该也有推动作用吧？

　　高春明：是的，欧美进口的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面料大量涌入，使旗袍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现素材。尤其是出现了镂空织物和半透明的化纤及丝绸以后，“透、露、瘦”的旗袍就开始流行。旗袍变得摩登、性感、清纯可人。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民国服制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即国民礼服。女子礼服有两款，一款是蓝上衣加黑裙，另一款是长身旗袍。此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旗袍一度成为中国的“国服”，成为中国妇女最重要的日常服饰。

　　旗袍也是一种文化遗产？

　　记者：我知道去年首批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由你组织申报的项目——“海派旗袍制作技艺”位列其中。旗袍的改良和普及不止是上海一城的功劳，为何申遗要落实在上海执行？你不怕人家说你利用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而采取强势话语？

　　高春明：我对申遗一事是极其认真的，遍访了沪上旗袍制作名家，对海派旗袍的文化渊源、社会价值、审美情趣、工艺传承进行了系统整理，排出谱系，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顺利列入首批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注意，我们申报的是“海派旗袍制作技艺”，是有界定的。

　　记者：难道说海派的制作技艺很有价值吗？

　　高春明：当然啦。从观念上看，上海是得风气之先的，欧美的最新服装款式仅在几个星期后就流行到上海，全国各地都以上海为样板，竞相模仿。“中西合璧，变化多端”就成了海派旗袍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在上海改良并成熟的海派旗袍是纯手工度身定制的，仅 “量体”的步骤就要求测量全身上下36处，常见的装饰法主要有镶、滚、嵌、荡、盘、绣、贴等几种，纽扣花样更多达数百种。制作旗袍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工艺综合运用的过程，这些工艺秘诀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制衣工艺的精髓。以这个标准来看，目前许多旗袍店的做法明显过于粗糙。

　　记者：从目前的城市生活现状来看，旗袍似乎只在礼仪性场合出现，成了一次性消费，现实生活中它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我担心最终成为一份标本化的遗产。

　　高春明：旗袍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旗袍本身应该是活态的传承，是这份遗产的显性载体。其实它的适应性还是很大的，关键是我们能否激活它的美丽。旗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很适应东方女性的身材，有扬长避短的优越性。这一点大概还不为多数人所知吧。再则，今天的旗袍在面料、款式、搭配等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比如缂丝、云锦都可以做旗袍。我们可以对旗袍再次改良，多吸引西方服饰的元素，在礼仪性场合之外，争取更多的展示空间。